中國能源和經濟轉型之路與進取型減碳戰略三支柱體系

劉世錦認為，中國能源和經濟綠色轉型應該走一條“增量優先、以新代舊、激勵創新、市場驅動”的轉型之路，應當是一個相互依存的三支柱體系：第一個支柱，建立全方位支持綠色技術創新的增長型碳匯市場;第二個支柱，形成區域自主減排責任體系;第三個支柱，建立一個完善的碳核算和碳賬戶體系。

以下為他此次演講全文：

我今天講的主題是中國能源和經濟轉型與進取型減碳戰略的三支柱體系。

首先，中國能源和經濟綠色轉型到底怎么轉，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涉及的問題很多，我想可以從一個角度受到啟發。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增量和存量的關系，很多問題開始的時候感覺到很難，若干年過去以后就會水到渠成，因為已經發生全局性的變化。

舉個例子，最初開始發展民營經濟時說是拾遺補缺，就是在小旮旯里面先給一個位置。但是它很有活力、有韌性，到現在已經成了“五六七八九”，稅收占50%，GDP占60%，技術創新占70%，就業人數占80%，企業數量占90%。民營經濟出了大的問題，我們整個經濟能好嗎?所以是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也帶動了國有經濟的改革與發展。

對外開放也是如此，一開始在深圳等幾個特區發展三來一補，現在中國成了全球性的貿易和投資大國，增量就變成了新的存量，成為主角。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覺得中國綠色能源轉型應該走“增量優先、以新代舊、激勵創新、市場驅動”的轉型之路。

這里面的經濟學邏輯是，作為存量的傳統高碳能源，盡管有一定的減碳空間，但是它的潛力具有累退性，越往后空間越小，難度相應增長，成本相應的加快上升。作為增量的低碳或者零碳新能源開始的時候很小，但產量擴大以后成本就會降低。這些產品開始時有所謂的“綠色溢價”，這是比爾·蓋茨所講的，價格會比相同的傳統產品高，但以后綠色溢價會降低，甚至由正變負。如果新的增量部分逐步地去取代老的存量部分，總體上的減碳成本會越來越低。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現實中三種不同的減碳類型。

第一，衰退型減碳。簡單地說，少生產、不生產，從而少排放、不排放。這種情況一般不會發生，但在有些特定情況下可能會出現，比如去年大概也就是這個時間，為數不多的地區在很少一段時間為了完成節能減排和能耗指標控制拉閘限電，就屬于這一類。

第二，增效型減碳。通過提高碳的生產率，也就是我們平常講的節能減排，用同樣多的碳排放實現更多的產出或者同樣的產出使用了比較少的碳排放。增長型減碳還是很積極的。

第三，創新型減碳。通過創新形成新的技術、工藝、方法等，在達到相同產出的情況下，實現了低碳、零碳、負碳的排放，如風、光、水、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用這些技術替代原有的高碳技術，就可以在實現相同產出的前提之下減少碳排放。一方面要保證增長，另外一方面還要減排，過去這兩件事情脫不了鉤，現在可以脫鉤，可以并存。

以上的三種減碳類型中，衰退型減碳是消極的，增效型減碳是積極的，在技術落后、管理粗放情況下提升能源和碳的生產率還有很大空間。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明顯，隨著技術和管理進步，碳生產率的提升會出現遞減，持續提高的空間收縮，更重要的是這些變化主要局限于已有的技術和產業框架內，它也會有一些創新，但都屬于改善性的、改進性的創新，它不是一個另辟蹊徑，另外開拓一個新的空間，不是顛覆性的創新。

在原有的能源結構中，碳的生產率也可以達到很高的水平，但所用的資源仍然是高碳的。比如說，燃煤電廠節能減排，中國的超超臨界機組水平已經很高了，在國際上是領先的，使用的煤炭量很低了，但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再往上提就很難，成本很高。有一點也沒有改變，還是在用煤發電。

對于創新型減碳，我想講它的五個優點。

一是跳出已有的技術和產業圈子，開辟了另外一個賽道。它用新的技術來替代原有高碳的技術和產業，綠色轉型從根本上就是要換技術，用低碳、零碳、負碳技術替代原有的高碳技術。

二是創新空間非常大。創新的邊界在哪里很難預想，往往超出我們的預期。

三是大幅度降低人類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本。隨著創新競爭的加劇，價格在下降，這個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光伏發電，放在十年前，光伏發電和燃煤發電相競爭，幾乎沒有人相信，但是過去十年中光伏發電的成本下降80%到90%，現在不考慮儲能的問題，就從發電環節來講，它比燃煤發電的成本明顯降低了，業內人士估計還有一定的下降潛力。

不僅在光伏發電，風電和其他領域也在發生這樣的變化，這就是技術進步的潛力。我們應對氣候變化，從全球范圍來講，大家有時信心不是那么足，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感覺到成本還是高。但是技術創新改變了這種狀況，可以增強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

四是可以產生更多的附加效用或福利，創造更多的消費者剩余。新能源智能汽車最近市場占有率已經到了20%，消費者在買新能源汽車的時候，不能說不關注碳減排，但大部分消費者直接感受到的是使用成本低，電子設備應用得手，舒適程度高，操控感覺與以往大不相同，自動駕駛能力也在逐步提升。

除了電動化之外，更有智能化、共享化等等。簡單地說，吸引消費者的，大部分優點可能是減碳之外的，這意味著為社會提供了超出預期的福利。也就是說，我們發展新能源車最初的動機是為了減排，但做出這個產品以后，帶來了遠遠超過最初這個動機的其他的一些功能或者福利。

五是觸發和加速能源等高碳行業的數字化進程。我們最近也在做數字經濟的研究，數字經濟是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另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各個行業最后都會轉向數字經濟。

即使沒有雙碳壓力，能源、工業、交通、建筑等高碳領域也會進入數字化轉型，但過程可能相對緩慢。創新性減碳觸發和加速了這些領域的數字化轉型，有可能推動這些領域成為數字化轉型的領先者。

總的來講，創新型減碳啟動和引領了遠超減碳預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綠色化、數字化進程。這里面我做了區分，衰退型減碳和增效型減碳是在原有的圈子里做文章，體現的是一種防御型的戰略，這個沖擊來了，我怎么守住陣地或逐步撤退。創新型減碳則是進取型的戰略，應該承認，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對進取型戰略已經有認識和展望，但想法和做法還是停留在防御型戰略，面臨的挑戰就是怎么盡快地轉向進取型戰略。
 

從進取型戰略來講，目前創新型減碳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缺少足夠的市場激勵。這里我們重點分析一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對于碳排放這樣具有全球外部性的物品，不可能指望市場直接發生作用，首先要有政府的介入，由政府“制造”市場。諾德豪斯、斯特恩等氣候變化經濟學的領軍者都提出要給碳定價，具體辦法有配額加交易和征收碳稅，并期待碳排放權市場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然而，不論是最早興起的歐洲碳市場，還是近期開始運作且全球規模最大的中國碳排放權市場，實際運行狀態似乎遠不及預期。

除了諸多外部因素外，這些市場均存在結構性缺陷，如只有部分高排放行業和企業被納入市場，與“應入者”范圍差之甚遠，這樣不僅覆蓋面不夠，公平性問題也顯而易見;配額初次分配基本上免費發放，實際付費只發生在 “調節余缺”環節;配額分配由歷史法轉為基準法是一個進步，但考慮到供給安全和穩定，配額發放規模難以降幅過大，在很多情況下，監管者很難區分供給安全是實際存在還是生產者的借口，如此等等。

由于這些因素的影響，碳排放權市場價格發現以及相關的調節供求、促進創新等作用就會大打折扣了。

目前的碳排放權市場主要還是為已有的能源部門在提供服務，或者是為防御型戰略進行服務。對于進入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生產者來講，重要的是提高碳生產率，主要還是增效型的減碳，通過節省下來的碳配額出售而獲利。

從市場設計動機來講，本來也是期待生產者通過創新采用新技術提供低碳或者零碳產品。原有的生產者往往存在著路徑依賴，缺少動力，也缺少興趣進行技術創新。

所謂顛覆性的創新者，像馬斯克這些人原來都不是做這個行業的，我們國內現在搞風電、光伏很多人以前也不是能源這個行業的，創新者往往是在圈子之外。

與此同時，為了防止高碳生產通過購買碳匯放松自身節能減排的壓力，目前我們碳排放權市場CCER這類的碳匯交易還是停頓的，準備要啟動，但還有5%的比重限制。相對于這么多的創新型產品，是嚴重不對稱的，很難起到激勵作用。所以，我們看到最有活力的創新型減碳很少得到市場激勵的眷顧。

這種情況下我們要轉向進取型的減排戰略，重點要搞創新型減碳。這就回到了中國能源轉型的基本策略上，重點放在增量上，擴大增量，增量逐步地替代存量。我們對于能夠增加產出、促進增長的低碳、零碳和負碳技術產品要提供強有力的激勵。這個激勵并不限于少數措施，應當是一個相互依存的三支柱體系。

第一個支柱，就是建立全方位支持綠色技術創新的增長型碳匯市場。

我想用一個詞，這個詞不一定很準確，稱它為增長型碳匯。生產出一個產品，但減少了碳的排放，這種減少是因為用了新的低碳甚至零碳技術，用這種方法代替了原有的方法以后，減少或抵消了一部分碳排放量。標準的說法是，利用低碳、零碳、負碳技術，在獲取相同產出的情況下，與原有的高碳基準生產方式相比，所減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

有些同志說搞這個市場，原有的碳排放權市場還要不要呢?我覺得這兩個市場可以并行。也不排除在將來把這兩個市場打通，至少在一段時間之內，目前已經有的碳排放權市場可以繼續搞，甚至還要擴大范圍，但是它的重點給增效型減碳來提供一個市場。增長型碳匯市場應該聚焦到增量部分的技術創新，它是通過產品替代、技術替代相對減碳，相對減少或抵消掉的碳排放量。

這個市場應該有比較強的包容性，包括綠電等綠色能源產品，除此之外，包括鋼鐵、有色、建材、化工等高碳行業能夠產生增長型碳匯的產品，比如說綠氫煉鋼等，還可以包括森林碳匯和其他負碳技術產品。

我再補充一點，也可包括個人消費領域的碳排放權交易。消費排放在全社會排放中占的比重相當高，我看到一些數據，可能比生產領域中的排放比重還大。現階段還是要排放一定額度的碳，碳排放是一種生產要素，這個排放權應當如何分配，總體來說，人和人之間的權利應該平等，這是理論界討論的氣候正義問題。

氣候正義或碳排放平權體現在個人消費領域，可以體現為給每個人平均發放碳排放配額。部分消費水平高的人，給他的碳配額不夠用，可以買沒有用完的那些人的配額，也通過到市場上買增長型碳匯，以平衡自身賬戶。未來增長型碳匯市場，既可以有機構參與者，也可以有個人參與者。

那么，這個市場怎么來運作呢?

全國性市場可以由國家發行國債，或央行通過結構性貨幣政策提供專項資金。如果發展地方性市場，由地方政府提供專項資金，相當于過去一些年給類似的創新產品提供補貼資金。這個資金進入市場以后，對增長型碳匯市場的產品按照一定價格進行初次購買，買完以后投入市場來流通。

市場上的碳匯價格隨著供求關系而波動，這個價格體現的是對技術創新減排貢獻的價值評估和報酬方式。政府可以通過增加或減少對這個市場投入的資金規模相應調節激勵創新的力度。

第二個支柱，形成區域自主減排責任體系。

增量優先的關鍵要擴大對技術創新和產品的市場需求，這一點又直接取決于減排責任體系的有效性。我們國家現在已經確定了減排目標，但責任落實還不夠，一定要層層落實。我認為，可以借鑒國際上《巴黎協議》的原則，以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有各的理由，都不想減，《巴黎協議》讓各國自愿報減排責任，最后大家都得報。

在國家整體的減排目標下，每個地方可以從地方的實際出發，也應該有一定的主動性和挑戰性，與下一步陸續出臺的落實雙碳目標的1+N政策相配合，形成省市區縣到開發區等層面的區域減排計劃和可追溯的減排責任要求。

區域或者企業要完成減排任務可以有三個辦法：一是自己硬減排，過去講的節能減排，主要是增效型減排，自己直接往下壓;二是自己生產增長型碳匯產品;三是通過市場去購買增長型碳匯。有些地方生產高碳產品，效益很好，舍不得把它退出去，那你可以拿這個資金去買增長型碳匯。

反過來看，國內有些地方現在搞零碳園區、低碳園區，雖然很超前，但有回報嗎?低碳零碳很多是增長型碳匯產品，可以進入這個市場，賣了以后就有收入。

每個地方允許有差別，可能是相當大的差別，通過市場讓每個地方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制定符合實際的減排額度和進度。有些地方高碳產業很賺錢，不必馬上全都停下來，實踐中也不可能停下來，各算各的賬，都有機會，市場在調節不同主體的利益關系。

但是一定得有這套責任體系，有了以后才有買家，市場才能活躍起來。減排責任體系會持續地帶動對綠色技術產品的需求，進而帶動增量擴大，從而帶動轉型過程。

第三個支柱是加快碳核算、碳賬戶為重點的綠色微觀基礎制度建設。

不論是推進增長型碳匯市場建設，還是完善減排責任體系，前提是有要一個合格的碳核算基礎，而這恰恰是目前的一大短板。

在碳核算的起步階段，可以采取的從上而下的方法，先把基本情況摸清楚。同時要普遍建立碳賬戶，包括企業和其他機構的碳賬戶，有條件的地方也可以建立個人碳賬戶。

在企業中推廣ESG評估，率先在上市公司和大型企業中形成穩定規范的ESG評估的披露制度。把更多的融資活動納入綠色金融軌道，借助增長型碳匯開發多種類型的金融產品，進而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切實有效的支持。

有些同志說三支柱體系很復雜，技術含量很高。增長型碳匯怎么確認，國內外有標準，如果不合規的話可能就是假的;另外，減排責任體系怎么落實到各個主體，還有很多交易是合約關系。

剛才特別強調數字技術和綠色發展的關系，特別是區塊鏈技術解決這些問題潛力很大，已有成功案例。

三個支柱不一定是建一個實體市場、弄一個場地，可以做出一個數據體系，這三個打包成一個東西。所謂市場交易，在線上就可以了。由于技術上的這些特點，三支柱體系起步階段可以在有些地方，比如一個省甚至是一個市通過建立一套數字體系來做。

促進綠色創新，既有技術創新，也有制度政策創新，仍然要把頂層設計和基層試驗有效結合，要講摸著石頭過河。

有人會說，改革開放已經四十多年了，還有這個必要嗎?回答是肯定的，因為不同的時期要解決不同的問題，要過不同的河流。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面對的是農村聯產承包制能不能搞、經濟特區能不能辦這樣的問題，現在面臨的是綠色轉型，特別是現在講的“雙碳”目標到底怎么實現，廣義上來講高質量發展怎么來實現，仍會面對大量未知和不確定的因素，仍要鼓勵探索和試錯。

在頂層設計指方向、劃底線的前提下，還是要鼓勵地方、基層、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短期內看不準、有爭議的做法和政策，可以在地方、基層先行先試，通過試錯找到對的辦法，總結提高后再大范圍推廣。